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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年反对建三峡的那些“预言”应验了吗?我们为什么需要三峡大坝?

2022-05-01 09:433949717中国经济周刊

今年夏季汛期,长江上中下游都出现了严重的洪涝灾害。我国最大的水利工程——长江三峡工程,也再次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。

《中国经济周刊》特别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、中国三峡集团总工程师张曙光、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副司长王章立、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等专家,回答公众关切,推出“三峡三问”专题报道。

三峡大坝

今天刊发的是“三峡三问”之三。

三峡大坝若建成,终将被炸掉”。这是当年建设三峡工程时流传最广、影响最大的反对意见之一,做出这一预言的是我国着名水利专家黄万里先生。

之后反对三峡、质疑三峡,甚至造谣三峡的很多言论,也常常拿黄万里先生的这句预言作为依据。时至今日,关于三峡工程是“轻率决策、遗祸无穷”的认知和论调依然存在。

近年来,一些自媒体也以“上世纪80年代三峡能否上马曾争议甚大”为依据,发布《三峡大坝欠一个向国人跪地谢罪的仪式》《三峡大坝何去何从》《今天的科学家没人敢出来说真话》等网络文章,甚至言之凿凿:黄万里当时预言的12个问题,有11个都应验了,三峡大坝迟早要拆。尽管这些自媒体的网络文章严重违背历史、违背科学,更违背事实,但对公众来说还是造成了相当大的困惑。

那么,上世纪80年代围绕三峡大坝建设的那场争议的焦点问题究竟是什么?当年反对意见中的那些预言,后来究竟是应验了,还是被实践证明错了?

“上世纪80年代三峡工程能否上马,的确在水电行业内部争议甚大,包括我自己当时也是反对派。”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向《中国经济周刊》讲述当年的争议:大家都知道三峡大坝决策前曾有巨大争议,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,当时一些业内专家反对三峡上马,并不是像黄万里先生那样认为“三峡工程根本不该干”,而是完全认同三峡的价值,但在“该何时上马”这一时间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。

因为,三峡工程投资巨大,当时水电都是国家投资,在国家财力又比较紧张的情况下,水电业内很多人担心三峡一旦上马,势必影响全国其他的水电项目。比如,当时很多专家主张“先上虎跳峡、后上三峡”,因为两个水库的调节库容相当,但前者的移民压力、投资规模要远远小于后者。后来情况也表明这种担心不无道理,1992年决策三峡上马后,广西龙滩水电站的开工推迟了10年,1996年全国水电开工率是零。

“但是,现在回过头从国家大局来看,当时集中力量办大事、先干三峡绝对是英明的,因为越往后拖难度就越大,很可能就干不成了。”张博庭说。

张博庭还讲了一个历史细节:1984年4月国务院已经批准了“150米大坝方案后,重庆市委向中央提出“150米坝高方案对重庆港及其附近航道没有改善,不能满足航运要求,建议把三峡大坝正常高水位提高到180米”。若满足重庆方面的这一要求,移民数量将从30万猛升至100多万,移民工作负担之大令很多人望而却步。1985年1月,邓小平同志在听取有关汇报后指出“三峡是特大的工程项目,要考虑长远利益,我们应该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些好的东西”“低坝方案不好,中坝方案是好方案,从现在即可着手进行”。

由于在开工时间、大坝高度等问题上有各种不同意见,1986国务院又决定重新论证三峡工程。所以,上世纪80年代那场争议的缘起和焦点,与今天很多人基于黄万里先生的反对意见而认为“三峡工程根本就不该干”是不一样的。

张博庭特别讲到,黄万里先生是我们非常敬重的前辈,他顶住压力、敢于谏言的品格难能可贵,但他当时对三峡的很多预言,以及对中国水资源情况的判断,被后来的事实证明确实都错了。比如,他断定“不出10年三峡水库的泥沙卵石就会淤死重庆港、长江就会断航,20年之内三峡只有投资没有收益”等等,都被后来的实践证实是错的。

此外,黄万里先生的《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的原由简释》认为“中国水资源最为丰富,时空分布也合适,在全球为第一,不是张光斗说的第六”,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,黄万里先生一直认为没必要调节水资源,所以一直不赞成包括三峡在内的水库大坝建设。

而事实证明,黄万里先生对中国水情的判断严重脱离了实际:中国的水资源量并非世界第一,人均水资源量更是低到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/4,被联合国列为13个贫水国之一;中国水资源的时空分布都极不均衡,每年汛期(5月~8月)的来水量占全年70%左右。也就是说,本来就严重不足的水资源量中,2/3以上又都是威胁人们生命财产的洪水径流量,而冬春季节枯水又导致农业干旱。今年6月以来大家深刻感受到的多省市暴雨成灾,正是水资源时间分配极不均衡的体现。

张博庭深有感慨地说,再伟大的科学家也不可能总是100%正确。可惜的是,黄万里先生2001年就去世了,如果他能看到今日的三峡,以他追求科学真理的精神,一定会纠正他过去的错误看法,也决不会允许一些人炮制“黄万里神话”——打着他的旗号断章取义、颠倒黑白、造谣生事。

对于网络上一直甚嚣尘上的“三峡大坝迟早要拆”的说法和传言,中国工程院院士、水文学及水资源学家王浩对《中国经济周刊》说: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水资源,而天然水资源的时空分布不是均衡分配的,人类不能靠天吃饭,必须有手段来调控。人类进化史长达10万余年,近100多年才用上电,近几十年才有了高铁,没有电、没有高铁、没有芯片,人类文明照常演进。但如果没有水,人类5天就会灭绝。水库、大坝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,就是解决人类的水资源需求问题——把丰水年/丰水期造成灾害的洪水蓄存起来,变成枯水年/枯水期的宝贵水资源。如果没有这种调控能力,人类就只能回到听天由命的落后状态。

王浩院士特别指出,水库蓄水能力代表着人类对“天然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” 这一矛盾的控制能力。先天不利的气候地理条件,决定了中国是个特别需要水资源调控的国家,一是严重缺水,二是水资源时空分布严重不均,洪旱灾害特别严重。

然而,中国目前的蓄水能力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太大。比如:中美两国的土地面积、地表径流总量相差不多,但美国水库的总蓄水量是中国的1.6倍,大型水库数量是中国的12倍,人均库容是中国的6.3倍。代表一个国家水库蓄水能力与河流径流量之比的库容系数,欧洲国家为0.9以上,美国为0.66,中国仅为0.3。而我国水资源量最丰富的长江,目前的库容系数仅为0.13。中国的人均库容仅为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22%。

以上这些数字充分表明,欧美国家从来没有进入什么“拆坝时代”,否则怎么可能有远高于中国的人均库容。相反,正因为人均库容远远高于我们,他们能吸纳更多的洪水,抵御更大的干旱。人均库容这一指标,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水资源调控能力的高低,有了足够的水库库容,洪水就是资源和财富,否则就是危险和灾难。

三峡大坝

中国三峡集团总工程师张曙光对《中国经济周刊》说,对于三峡工程来说,三峡发电或许有其他发电方案可以替代,但三峡水库对于长江的水资源调控作用,没有任何其他手段可以替代。

除了巨大防洪作用外,三峡工程是我国最大的淡水资源储备库、长江大保护的重要生态屏障。从2003年投运到现在,三峡水库累计为下游补水2664亿立方米,这个数字相当于北京市73年的总用水量或6.8亿中国人一年的用水总量。三峡水库有效缓解了长江中下游生产生活生态用水紧张局面。

三峡建设前,长江中下游枯水期的最低流量不足4000立方米/秒,重庆到宜昌间的川江河段之凶险就如同“鬼门关”,不知吞噬了多少生命;三峡建设后,中下游枯水期的最低流量得以提升到不低于6000立方米/秒,川江河段变成了大型客轮可昼夜双向航行的黄金水道。在2014年2月上海抵御咸潮入侵、2015年6月为“东方之星”沉船事件创造救援条件等,几次重大水环境突发事件和海事危机的处理过程中,三峡工程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随着气候变暖问题加剧,极端天气事件会更加频繁,洪旱灾害的威胁也会更加严重,因此联合国、世界银行等国际权威机构从2004年起就不断呼吁“投资蓄水设施就是投资绿色经济”,并特别指出:“发达国家已拥有很多基础设施及大坝,在保障水安全及应对气候变化的蓄水设施建设上已有良好基础;而发展中国家限于资金、技术、人力资源等因素,水库大坝基础设施还远远不足以提供所需的能源及水资源,以支撑其经济发展,因此建设新坝仍是当务之急”“有了足够的蓄水能力,才能实施生态调度,维持河流的健康生命”等等。

在各地暴雨成灾、洪水泛滥的今天,我们再来回顾联合国、世界银行的上述呼吁,格外感慨万千。因为,这十几年来,围绕三峡的这些有意或无意的谣言,误导了社会公众,干扰了政府决策,甚至导致一些事关国计民生、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水电水利工程搁浅至今,使我们的水资源调控能力还处在如此低的水平。

要想从根本上摆脱洪旱灾害对人民生命财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威胁,我们需要的不仅不是“拆掉大坝”,而是应尽快建设更多像三峡这样有调蓄能力的水利基础设施,保障水安全、粮食安全、国家安全。

专家结论

三峡工程的最主要功能是增强了水资源调控能力。三峡发电或许有其他方案可以替代,但三峡水库对于长江水资源的调控作用,没有任何其他手段可以替代。洪水并非不可对抗的天灾,克服先天不利的气候地理条件、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、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,都迫切需要尽快提升水资源调控能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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