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年夏季汛期，长江上中下游都出现了严重的洪涝灾害。我国最大的水利工程——长江三峡工程，也再次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。
《中国经济周刊》特别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、中国三峡集团总工程师张曙光、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副司长王章立、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等专家，回答公众关切，推出“三峡三问”专题报道。
今天刊发的是“三峡三问”之三。
“三峡大坝若建成，终将被炸掉”。这是当年建设三峡工程时流传最广、影响最大的反对意见之一，做出这一预言的是我国着名水利专家黄万里先生。
之后反对三峡、质疑三峡，甚至造谣三峡的很多言论，也常常拿黄万里先生的这句预言作为依据。时至今日，关于三峡工程是“轻率决策、遗祸无穷”的认知和论调依然存在。
近年来，一些自媒体也以“上世纪80年代三峡能否上马曾争议甚大”为依据，发布《三峡大坝欠一个向国人跪地谢罪的仪式》《三峡大坝何去何从》《今天的科学家没人敢出来说真话》等网络文章，甚至言之凿凿：黄万里当时预言的12个问题，有11个都应验了，三峡大坝迟早要拆。尽管这些自媒体的网络文章严重违背历史、违背科学，更违背事实，但对公众来说还是造成了相当大的困惑。
那么，上世纪80年代围绕三峡大坝建设的那场争议的焦点问题究竟是什么？当年反对意见中的那些预言，后来究竟是应验了，还是被实践证明错了？
“上世纪80年代三峡工程能否上马，的确在水电行业内部争议甚大，包括我自己当时也是反对派。”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向《中国经济周刊》讲述当年的争议：大家都知道三峡大坝决策前曾有巨大争议，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，当时一些业内专家反对三峡上马，并不是像黄万里先生那样认为“三峡工程根本不该干”，而是完全认同三峡的价值，但在“该何时上马”这一时间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。
因为，三峡工程投资巨大，当时水电都是国家投资，在国家财力又比较紧张的情况下，水电业内很多人担心三峡一旦上马，势必影响全国其他的水电项目。比如，当时很多专家主张“先上虎跳峡、后上三峡”，因为两个水库的调节库容相当，但前者的移民压力、投资规模要远远小于后者。后来情况也表明这种担心不无道理，1992年决策三峡上马后，广西龙滩水电站的开工推迟了10年，1996年全国水电开工率是零。
“但是，现在回过头从国家大局来看，当时集中力量办大事、先干三峡绝对是英明的，因为越往后拖难度就越大，很可能就干不成了。”张博庭说。
张博庭还讲了一个历史细节：1984年4月国务院已经批准了“150米大坝方案后，重庆市委向中央提出“150米坝高方案对重庆港及其附近航道没有改善，不能满足航运要求，建议把三峡大坝正常高水位提高到180米”。若满足重庆方面的这一要求，移民数量将从30万猛升至100多万，移民工作负担之大令很多人望而却步。1985年1月，邓小平同志在听取有关汇报后指出“三峡是特大的工程项目，要考虑长远利益，我们应该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些好的东西”“低坝方案不好，中坝方案是好方案，从现在即可着手进行”。
由于在开工时间、大坝高度等问题上有各种不同意见，1986国务院又决定重新论证三峡工程。所以，上世纪80年代那场争议的缘起和焦点，与今天很多人基于黄万里先生的反对意见而认为“三峡工程根本就不该干”是不一样的。
张博庭特别讲到，黄万里先生是我们非常敬重的前辈，他顶住压力、敢于谏言的品格难能可贵，但他当时对三峡的很多预言，以及对中国水资源情况的判断，被后来的事实证明确实都错了。比如，他断定“不出10年三峡水库的泥沙卵石就会淤死重庆港、长江就会断航，20年之内三峡只有投资没有收益”等等，都被后来的实践证实是错的。
此外，黄万里先生的《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的原由简释》认为“中国水资源最为丰富，时空分布也合适，在全球为第一，不是张光斗说的第六”，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，黄万里先生一直认为没必要调节水资源，所以一直不赞成包括三峡在内的水库大坝建设。
而事实证明，黄万里先生对中国水情的判断严重脱离了实际：中国的水资源量并非世界第一，人均水资源量更是低到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/4，被联合国列为13个贫水国之一；中国水资源的时空分布都极不均衡，每年汛期（5月～8月）的来水量占全年70%左右。也就是说，本来就严重不足的水资源量中，2/3以上又都是威胁人们生命财产的洪水径流量，而冬春季节枯水又导致农业干旱。今年6月以来大家深刻感受到的多省市暴雨成灾，正是水资源时间分配极不均衡的体现。
张博庭深有感慨地说，再伟大的科学家也不可能总是100%正确。可惜的是，黄万里先生2001年就去世了，如果他能看到今日的三峡，以他追求科学真理的精神，一定会纠正他过去的错误看法，也决不会允许一些人炮制“黄万里神话”——打着他的旗号断章取义、颠倒黑白、造谣生事。
对于网络上一直甚嚣尘上的“三峡大坝迟早要拆”的说法和传言，中国工程院院士、水文学及水资源学家王浩对《中国经济周刊》说：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水资源，而天然水资源的时空分布不是均衡分配的，人类不能靠天吃饭，必须有手段来调控。人类进化史长达10万余年，近100多年才用上电，近几十年才有了高铁，没有电、没有高铁、没有芯片，人类文明照常演进。但如果没有水，人类5天就会灭绝。水库、大坝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，就是解决人类的水资源需求问题——把丰水年/丰水期造成灾害的洪水蓄存起来，变成枯水年/枯水期的宝贵水资源。如果没有这种调控能力，人类就只能回到听天由命的落后状态。
王浩院士特别指出，水库蓄水能力代表着人类对“天然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” 这一矛盾的控制能力。先天不利的气候地理条件，决定了中国是个特别需要水资源调控的国家，一是严重缺水，二是水资源时空分布严重不均，洪旱灾害特别严重。
然而，中国目前的蓄水能力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太大。比如：中美两国的土地面积、地表径流总量相差不多，但美国水库的总蓄水量是中国的1.6倍，大型水库数量是中国的12倍，人均库容是中国的6.3倍。代表一个国家水库蓄水能力与河流径流量之比的库容系数，欧洲国家为0.9以上，美国为0.66，中国仅为0.3。而我国水资源量最丰富的长江，目前的库容系数仅为0.13。中国的人均库容仅为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22%。
以上这些数字充分表明，欧美国家从来没有进入什么“拆坝时代”，否则怎么可能有远高于中国的人均库容。相反，正因为人均库容远远高于我们，他们能吸纳更多的洪水，抵御更大的干旱。人均库容这一指标，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水资源调控能力的高低，有了足够的水库库容，洪水就是资源和财富，否则就是危险和灾难。
中国三峡集团总工程师张曙光对《中国经济周刊》说，对于三峡工程来说，三峡发电或许有其他发电方案可以替代，但三峡水库对于长江的水资源调控作用，没有任何其他手段可以替代。
除了巨大防洪作用外，三峡工程是我国最大的淡水资源储备库、长江大保护的重要生态屏障。从2003年投运到现在，三峡水库累计为下游补水2664亿立方米，这个数字相当于北京市73年的总用水量或6.8亿中国人一年的用水总量。三峡水库有效缓解了长江中下游生产生活生态用水紧张局面。
三峡建设前，长江中下游枯水期的最低流量不足4000立方米/秒，重庆到宜昌间的川江河段之凶险就如同“鬼门关”，不知吞噬了多少生命；三峡建设后，中下游枯水期的最低流量得以提升到不低于6000立方米/秒，川江河段变成了大型客轮可昼夜双向航行的黄金水道。在2014年2月上海抵御咸潮入侵、2015年6月为“东方之星”沉船事件创造救援条件等，几次重大水环境突发事件和海事危机的处理过程中，三峡工程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随着气候变暖问题加剧，极端天气事件会更加频繁，洪旱灾害的威胁也会更加严重，因此联合国、世界银行等国际权威机构从2004年起就不断呼吁“投资蓄水设施就是投资绿色经济”，并特别指出：“发达国家已拥有很多基础设施及大坝，在保障水安全及应对气候变化的蓄水设施建设上已有良好基础；而发展中国家限于资金、技术、人力资源等因素，水库大坝基础设施还远远不足以提供所需的能源及水资源，以支撑其经济发展，因此建设新坝仍是当务之急”“有了足够的蓄水能力，才能实施生态调度，维持河流的健康生命”等等。
在各地暴雨成灾、洪水泛滥的今天，我们再来回顾联合国、世界银行的上述呼吁，格外感慨万千。因为，这十几年来，围绕三峡的这些有意或无意的谣言，误导了社会公众，干扰了政府决策，甚至导致一些事关国计民生、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水电水利工程搁浅至今，使我们的水资源调控能力还处在如此低的水平。
要想从根本上摆脱洪旱灾害对人民生命财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威胁，我们需要的不仅不是“拆掉大坝”，而是应尽快建设更多像三峡这样有调蓄能力的水利基础设施，保障水安全、粮食安全、国家安全。
专家结论
三峡工程的最主要功能是增强了水资源调控能力。三峡发电或许有其他方案可以替代，但三峡水库对于长江水资源的调控作用，没有任何其他手段可以替代。洪水并非不可对抗的天灾，克服先天不利的气候地理条件、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、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，都迫切需要尽快提升水资源调控能力。
